【印刻文學】以書,向生命原點漫溯專訪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徐璐

徐露


田運良‧林瑩華/採訪 蘇惠昭/文

台灣好基金會成立,「台灣好,店」試營運那天,
二○○九年的三月,微風徐拂的春天,基金會的董事、顧問群龍應台、
蔣勳、殷允芃、嚴長壽、林懷民等人坐在南京西路二十五巷小公園黑板樹下,
一派歐洲式文人雅士的悠閒。喀嚓,這張照片上了隔天中國時報頭版。

那一天是徐璐生命另一個階段的開始。當有「台灣創投教父」之稱的柯文昌找上她,說明他想做的事,徐璐聽著聽著臉上浮出了微笑。人生很奇妙,像一個終究必須回到原點的圓,她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就是創辦十期就陣亡的《大地生活》雜誌,深入社區、部落,報導文化、社會議題,三十年後,台灣好基金會的核心,用董事長柯文昌的話,也就是一個「參與建立美好的鄉鎮文化,使居民和訪客都能從容共享鄉鎮的生活同時深深感受到台灣的好」。

徐璐感覺像回到二十多歲的她,只是這個她背負了三十年的歷練,以及早就慢慢放下的光環和傷痛。基金會從零開始,她帶著同事一路找,來到台東池上時,看到沒有一根電線桿、一望無際的稻田安靜躺臥在縱谷下,一夥人忍不住驚呼,這裡真美啊。對著台北來的人,經濟生活無虞的池上人表露他們對於文化的需求,他們不要池上的孩子在只有米的農村中長大,可是文化藝術資源好像到不了這裡……。

從傾聽開始,然後結合在地人的力量,相互激盪,然後耕耘,在不斷的耕耘中累積,這成了徐璐與台灣好基金會的工作模式,連續三年,未來還將繼續,基金會依循四時更迭,春天辦野餐節,夏日推米食饗宴,秋收時節以稻穗音樂節祝慶,最後是冬藏講座,池上人得到「文化的社區營造」,而文化藝術人,席慕容、雷光夏、林懷民……,則在池上攝取到能量,愛上池上。

林懷民因愛上池上,決定編出舞蹈新作「稻禾」,二○一三年將在池上首演,從池上出發到台灣、到全世界。

池上是一個故事,嘉蘭村是另一個。台東嘉蘭村在莫拉克風災中受創慘重,這裡是「台灣民謠之父」胡德夫及國際編舞家布拉瑞揚的故鄉,基金會先為嘉蘭村辦了一場音樂會及義賣募款,再將募得的九百多萬款項全數投入家園重建,這是第一階段,接下來則是「志工的長期陪伴與駐點」,製作陶珠飾品的「芭伊婦女作坊」和木工坊也開張了,最後,一個具有傳統文化意義的「部落廣場」動土了,部落族人透過傳統工法搭蓋一棟「頭目的家屋」、一座「部落會所」、一座「瞭望台」,以及一個可以舉行祭典儀式的廣場,實踐「文化重建」的理想,「部落廣場」已接近完工。

「台灣好,店」則為缺乏通路的社區產業,或文化累積的細活,或手作的心血結晶,提供一個解釋產品的銷售平台,三年來它沒有盈餘,一直處於虧損狀態,但基金會仍在為擴大陳設空間努力,「因為它的社會意義勝過商業利益」。

如果說在中華電信基金會的三年是徐璐轉換跑道,切入公益事業的練習期,到了台灣好基金會,她不但已練就身手,又得到完全的揮灑空間,她完全不必做放煙火的事,她知道可以用三年、五年、十年去默默耕耘,不用做表面或流於形式的績效評核,這樣符合內在人文、浪漫情懷呼喚的工作甚至改造了徐璐的生活,過去當管理高層時候穿的衣服早已全部打包起來,現在她偶爾買的最大名牌是下殺七折的giordano ladies,最奢侈的花費是有時搭計程車。她最深層的內在,有一個逐逐漸漸成形的夢正翻騰著,搔得她癢癢的,那個夢是,要過更簡單的生活,去真正的著地、生根,去擁抱一度被拋擲到邊邊角角的文學,似乎是在高三以後,她就沒有讀雪萊和葉慈,也真的很久沒好好寫過文章了。

「現在是我最喜歡自己的時候」徐璐說。

不論離開多遠,爬到多高,人終究會選擇回到自己最喜歡的那個狀態。二○○四年徐璐辭掉華視總經理,走出華視大樓那一天,她就知道自己將永遠離開媒體,離開政治,跟著被丟掉的是沒有效率的開會、無盡的應酬、組織改造和財務報表。

她累積的資歷與她的美麗一樣奪人耳目,大學畢業後創辦雜誌,待過黨外雜誌《八十年代》,《新新聞》創刊時的總經理就是她,接著到《自立晚報》跑政治新聞,因緣際會和李永得成為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採訪的台灣記者,一夕之間成了被採訪的對象。之後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哥倫比亞大學遊學九個月,厚實新聞專業並墊高國際視野。一九九三年第一波廣播執照開放時,她與幾個媒體朋友以「台北之音」為名申請執照,開播三個月便損益兩平,第一年就賺回五千萬資本額,這段時間對徐璐幫助最大是彼得杜拉克和傑克威爾許。二○○○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,她出任華視副總經理,兩年後升任總經理。

在這一路向上攀升的過程,徐璐遇到一場無語問天的災難,龐大的債務,加上三哥的癌逝,陪伴著張繼高、張忠棟、羅曼菲走過死亡,以及暗夜中的不幸經歷,二十來歲時那個健康、開朗、自信,每一天在陽光下流汗運動的那個徐璐消失了,「我的生命在一種被踩踏的狀態,自信和自我尊嚴都被埋葬了」,她能夠做的,就是藉由讀書自我治療,她大量閱讀有關省思生命與死亡的書如《死亡的臉》、《恩寵與勇氣》、《躁鬱之心》、《活在當下》,也從女性主義大將潔玫葛瑞爾、貝蒂傅瑞丹、葛蘿莉亞史坦能等人的著作得到力量以重建自我,最後她決定寫成一本書作為四十歲的生日禮物,並藉此釋放自己,徹底擺脫糾纏,這就是當年震動整個社會的《暗夜倖存者》。「人生時有一個接著一個而來的意外,當你身歷其境時,覺得它是一場一場的災難,但多年後,當你再回顧它時,那些意外往往正是塑造了你現在生命的泥土」這是葉慈說的,徐璐在《暗夜倖存者》的自序中引用了它。

因為寫書,她學會一件事:
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,做一個從容、自在的自己。

離開華視,決定下一個工作之前,徐璐先去旅行,因為旅行,她閱讀歐洲歷史,因為旅行,她找尋旅行國度的文學作家作品,旅行到葡萄牙就讀費爾南多佩索亞的《惶然錄》、薩拉馬戈《里斯本圍城史》,旅行到土耳其就讀帕慕克的《我的名字叫紅》、《白色城堡》,旅行回來至今還繼續讀,讀《金色筆記》、柯慈的《屈辱》、村上春樹的《海邊的卡夫卡》,讀令她著迷不已的《呼吸鞦韆》。文學悄然回到了生命原來它是一盞未曾熄滅的燈,又像是某種的化學變化,當文學回來,長久被壓抑、掩蓋掉的人文、浪漫情懷也跟著回來了,所以當賀陳旦邀她到中華電信協助MOD,她發現,兩個人談MOD時,話題不知不覺就會切換到文化,於是徐璐對賀陳旦說,既然中華電信已經民營化,你心中又有人文的理想要實踐,我就幫你辦基金會,做文化的東西。

就這樣徐璐成為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,從零開始。三年之後,柯文昌成立台灣好基金會,也是從零開始,但她知道,再走出這一步,生命的原點,就更接近了。

漫溯回到原點,去掉光環,徐璐從大量閱書、在小而美的地方耕耘獲得快樂,在開始的「減法人生」中得到滿足。她接受所有一切的不完整、不完美,包括生命的、社會的,更包括不完美的自己,那是她最喜歡的自己。